徐锦庚行走的脊梁新书发布（徐锦庚新书发布，如何用行走的脊梁丈量世界）

　　日前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特别奖、鲁迅文学奖、徐迟报告文学奖得主徐锦庚创作的《行走的脊梁——短篇报告文学精选》，由济南出版社出版。

　　作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，徐锦庚精选20篇短篇报告文学作品结集成书，用细腻的文字书写大时代下普通人物身上的故事，挖掘小人物身上的闪光点，用纪实手法和合理的文学想象回答时代之问，传递蓬勃生长的中国力量。

　　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原常务副会长、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获得者黄传会评价这部作品说，“篇幅不长，却篇篇都有‘大气象’。作者从时代大潮中撷取涓涓细流，以小见大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反映当代中国精神，既给人以感官愉悦、艺术享受，又给人以思想启迪、精神激励”。

　　这不是一本简单的报告文学作品集，除了20篇短篇报告文学精品，还添加了20篇记者手记，或记录写作时的感悟，或介绍写作背景，提供延伸阅读，随书附赠专业演播人士录制的790分钟音频，使整部作品的内容更加丰富、立体。

　　那么，作者为小人物立传的初衷是什么？如何从形形色色的人群中找到适合表达的角色？在短篇报告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又是如何运用语言艺术的？近日，百道网对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徐锦庚老师进行了专访，听他讲述创作背后的故事。

　　徐锦庚

　　百道网：您为“泰山挑山工记事”一文取名为“行走的脊梁”，有何深层含义？书名与此文同名，二者有什么联系，是否与您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有关？

　　徐锦庚：酝酿“泰山挑山工记事”这篇文章的标题时，我取名为“行走的脊梁”。取“脊梁”，是因为泰山是五岳之首，被称作华夏脊梁。这是一种精神象征，象征着中华民族坚忍不拔、威武不屈的精神。而挑山工恰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。取“行走”，有两层含义，一是挑山工是在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行走攀登；二是挑山工是一个流动性的群体，自古有之，代代传承。

　　从挑山工身上，我们可以汲取很多精神力量。比如，要志存高远、坚定目标，要踏石有印、步步着力。我写这本书的初衷，是为小人物立传，彰显人性光辉。人有高低贵贱，但小人物的人性光辉，丝毫不逊于伟人。作为文字工作者，我们既要像挑山工那样登高望远，做到“胸中有大义、心里有人民、肩头有责任、笔下有乾坤”，又要沉下心来，力戒浮躁，匍匐大地，贴近生活，感悟生活，发现真善美，以热切目光，深入劳动者的内心世界，发掘平凡者的非凡，讴歌人性光辉，把握时代脉搏，反映时代精神，引领时代风尚，传播崇高、正义、公理、奉献、友爱、善良，让读者感受温暖、看到光亮、汲取力量、树立信仰、明确方向。而这，恰恰是新时代迫切需要的精神激励，也是我创作这本书的初衷。

　　百道网：《台儿庄复活》是本书的第一篇作品，请问这篇作品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吗？

　　徐锦庚：《台儿庄复活》是我在《人民日报》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。为什么要写台儿庄？如果孤立地看，中国有十大古城，重建的台儿庄古城似乎排不上号。但是，如果拉长镜头的景深，把它同70多年前的那场台儿庄大战联系起来，台儿庄古城的地位就显著不同了。这是中国正面抗日战场上取得的首次大捷，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海外打的第一场败仗，意义非凡。台儿庄古城在战火中被夷为平地，犹如凤凰涅槃，用自己肉体的毁灭，换取了民族气节的永生。于是，我围绕台儿庄大战和重建，以中日两国、国共两党、海峡两岸和民族大义为视角，以台儿庄籍的台湾郁氏家族（包括台湾新党原主席郁慕明）为线，把相隔70多年的台儿庄大战和古城重建有机串联起来，引用了许多辅助材料，赋予作品以国际性视野。我在为书稿《台儿庄涅槃》准备的同时，写了一篇万余字的短篇报告文学，发给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龚达发，希望能在“大地”副刊整版刊发。同时，应我的邀请，时任“大地”副刊主编徐怀谦带着年轻编辑虞金星，到台儿庄实地采风。我向徐怀谦建议，三人合作，共同发表。他们修改后，在副刊整版发表。这便是《台儿庄复活》的由来。

　　无论身在何处，懵懂少年时种下的文学种子，一直蛰伏在内心深处，伺机萌芽，先是填词、写散文，继而从业新闻。到山东任职后，我决定从台儿庄开始，主攻报告文学。对我个人来说，此文的发表，也是我人生圆梦之始。

　　百道网：《‘懒汉’治村》这篇文章在作协反响很大，曾被人贴在食堂门口“公示”，甚至于被点评：“这才是报告文学！”文中一个普通的“懒汉”村官，被您写得妙趣横生、活灵活现，“文学味儿”十足，请问您在写作此篇时，与您平时给《人民日报》写稿有什么不同？

　　徐锦庚：给《人民日报》写稿，大多是“量身定做”，要考虑版面风格，要顾及编辑感受，有很多框框约束，久而久之，写作态度形成定势，即“端着写”，西装革履，正襟危坐，文风庄重，用语规范，像在台上作报告。这回是写着玩的，没有发表压力，我便突破惯性，转换态度，“随性写”，不讲章法结构，用语调侃诙谐，文风轻松休闲，文字口语化，就像夏日假期，趿着拖鞋，穿着汗衫，摇着蒲扇，一杯清茶，一碟瓜子，坐在葡萄架下，同老友谈天说地。我发现，这种放松状态的随性写作，是一种享受，犹如酒后微醺，意犹未尽。

　　百道网：关于乡村儒学的教化之道，在您看来，《弟子规》非常受欢迎，至今仍受到很多人推崇。请问您对此有何感悟？您写作《尼山远望》的初衷是什么？

　　徐锦庚：数百年来，《弟子规》为何广受青睐、历久弥新？归纳起来，可能有以下原因：讲的是社会行为规范，让孩子知道应有规矩，在孝顺父母、兄友弟恭中学会怎样与他人相处，从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，培养诚敬的态度，形成仁爱的人格；语言风格简明而不失文学意蕴，语言形式易懂而不失深刻内涵，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和认知规律，便于儿童通过朗诵背诵获得道德理论知识，明白人生的道理，对道德产生初步了解，从而达到道德认识的启蒙作用；集孔孟等圣贤的道德教育之大成，提传统道德教育著作之纲领，是接受伦理道德教育、养成有德有才之人的最佳读物。

　　从北东野村的效果看，《弟子规》之所以受欢迎，是它把孝敬父母、尊敬师长、文明礼貌、尊重他人、诚实守信等日常行为规范具体化、生活化，涵盖思想修养、待人接物、饮食起居、生活礼规等做人的基本准则，特别讲究家庭教育和生活教育。我在想，假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，其教材能像《弟子规》这样，言简意赅、浅白易懂、顺口押韵、精练隽永；其方式能像赵博士这样，平易近人、友善亲和、和风细雨、深耕基层，肯定能够老少咸宜、妇孺皆知。

　　这便是我写作此文的初衷。

　　百道网：书中的短篇报告文学作品，您运用了大量的短句，读起来铿锵有力，气势恢宏。请问对于年轻的短篇报告文学写作者来说，语言运用方面，您有没有什么建议？

　　徐锦庚：我的体会是：长篇作品如造大炮，要讲厚重；短篇作品如造手枪，要讲精致。写作短篇时，在语言运用上，我给自己定下目标：一是通篇短句，字不逾十（每句不超过十个字）；二是灵动活泼，富有弹性；三是筋道耐嚼，富有张力；四是抑扬顿挫，富有韵律。

　　为什么要用短句？我的体会是，文章要讲气势，气势既要体现在主题上，也要体现在语言上。主题是核心，语言是载体。再好的主题，如果词不达意、佶屈聱牙，气势就会大打折扣。而短句读来节奏分明、铿锵有力，能够形成回环往复的气势。也许有人说，短句还不好办？多点几个标点就行了。这是曲解。再短的句子，也要完整表达句意，不能任意断句。当然，在一定语境里，可以适当省略成分，未必主谓宾俱全。我在短篇作品中，就经常有意识地省略成分。

　　百道网：关于现代报告文学作品的得失，众说纷纭，您的评判标准是怎样的？

　　徐锦庚：评判作品，标准千条，归结俩字：是否“走心”。读者的心像上锁的门，“走心”犹如钥匙，能让人敞开心扉。作品要走心，须厘清两点：为了谁？如何为？

　　为了谁？当然为人民。有两层含义：其一，以人民为主体。其二，心中装着读者。动笔前，要琢磨读者喜恶：这样写，读者喜欢吗？赞成吗？买账吗？能一气读下去吗？会保存收藏吗？把握不大，就沉一沉、放一放；答案否定，就忍痛割爱，不要孤芳自赏、闭门造车。

　　如何为？一是接“地气”。报告文学是对真实性的文学书写，是用文学手法表现真人真事。它兼具通讯的新闻性和真实性，但更注重形象刻画和细节描写；它兼具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性，但非虚构，是真人真事，所有的艺术加工，都不能失真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报告文学的特性，我的体会是：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。二是树“正气”。浩然正气，是引人向善、催人奋进、激发活力、凝聚合力之气。作家既要记录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，更要“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”。三是有“人气”。所谓“人气”，就是人性光辉。人，社会实践的主体。文学，归根到底是人学。报告文学同新闻一样，需要宏大叙事，但两者各有侧重：新闻“以事带人”，报告文学则应“以人带事”。写人，自然要揭示人性，这是人的本质特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