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连生为什么是棋王

如今很少人下象棋了。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象棋界，侠客气息浓厚，南北称王称霸，极其热闹。

其中，号称“西南王”的国手何连生的故事，被作家阿城写进了小说《棋王》。

1991年，香港演员梁家辉主演同名电影，把这位象棋界“豪侠”演绎得出神入化，让人过目不忘。

最近的《后浪》演讲，又让我想起阿城的《棋王》。如今的“前浪”，不正是30年前的“后浪”吗？

“前浪”说《后浪》，慷慨激昂，终究只感动了自己。

“后浪”读《棋王》，照见自己，叹息同是天涯无名“浪”。

《棋王》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，是阿城的处女座，也是久负盛名的代表作。小说看似是以“棋呆子”王一生为主角，讲述他以一敌九的传奇经历。叙述人“我”和倪斌，粗看之下，好像只是配角。

这种脱胎于西方十九世纪末的“凡人看异人”的小说叙述类型，并非只是一种技巧。

王一生、“我”、倪斌，分别是异人、俗人、凡人的代表，同时又都是作为主流社会的“落魄”年轻人存在的“三种状态”。“我”在看王一生，作者又在看王一生、“我”和倪斌。

融入了鲁迅的“看/被看”经典结构，实际讲述的是“后浪”突围的可能和不可能。

小说设定的特殊历史阶段，注定它是一部以“年轻人”为主角的作品。

不同家庭背景的年轻人，被时代裹挟，陷入一样的困境。倪斌祖上富贵，“我”是城市中产阶级后代，而王一生的父母皆为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。

三个年轻人，分别象征了三种不同的“青春状态”、“奋斗姿态”。三种状态，对应三种家庭背景，本身就是一种隐喻，有关现实困境和出路。

作家阿城。

• 精神之维的“异人”王一生

论家庭背景，王一生是十足的“穷人家的孩子”。曾是窑姐的母亲，身体不好、爱喝酒、挣不了钱的继父，年幼的妹妹，一家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。因此，王一生对“吃”有极其强烈的兴趣，他可以把“饭吃得一个渣儿都不剩，真的有点儿惨无人道”。饿怕了，他便生成了“半饥半饱日子长”的朴素生存哲学。

但是他又是精神之维的“异人”。外号“棋呆子”，数理成绩年级前数名，任凭政治风云诡谲，他只管下棋。从最初在几个中学之间下，到后来找省外的江湖名手下，再到后来的“以一敌九”，逼得冠军“老者”求和。他懂得“为棋不为生”的道理，但是也坚持“有忧下棋解”的信念。

下棋、吃饭，一边是精神、一边是物质，物质之维最贫困的王一生，活成了精神之维的“富人”。

王一生的家庭背景，是乡土中国的象征，物质和精神之间，他选择后者。在物质的最低层面，追求精神的集大成者。他的生存哲学很简单、很朴素，“半饥半饱日子长”、“有忧下棋解”足矣。

电影《棋王》中梁家辉经典的“吃饭”片段。

• 物质之维的“俗人”叙述者“我”

和王一生比起来，“我”的知识分子家庭，不仅物质不缺、精神同样富有。读着杰克·伦敦、巴尔扎克当消遣，烦闷之时看看电影，就连吃饭，都充满了仪式感。

“吃”的层面，“我”不能没有“油”。“精神”的层面，“我”不能没有书和电影。在王一生看来，这些都是超过生活基准线之上的东西，属于锦上添花的“馋”。

只要有棋，开水就馒头，王一生就满足了。但是“我”不行。“我”需要“油腥”来解馋。所以，“我”用“我”认为最“奢侈”的方式，招待了王一生。蒸蛇肉，沾着酱油、醋、葱姜蒜末；剩下的蛇骨，和茄子熬汤，放少许蒜、野茴香，吃得众人“纷纷嚷鲜”。

看似出身精神富足之家的“我”，却比王一生更在乎“物质层面”的满足，更庸俗。

物质和精神，两者“我”皆想有。但是不可皆得的时候，“我”用“精神的不满足”来伪装“物质的欲壑难填”。说到底，其实还是物质层面的“馋”。所谓的苦闷，就是“馋相”。

影片中的吃肉片段。

• 在精神和物质之间游走的“凡人”倪斌

倪斌声称祖上，是与黄公望等人并称为“元季四家”的元代画家、诗人倪瓒。爷爷辈的时候，有钱有身份，家里专门雇了一个老婆子，每天炖燕窝。尽管到了倪斌这时，家里不景气了，但是依然还能拿出字画古董，帮他疏通关系。

但是倪斌并非一个“丑角”，只是一个凡人。

物质层面，他很大方。棋逢对手，使得他欣然与众人分享了压箱底的“六颗巧克力、半袋麦乳精、一斤精白挂面”；为了帮助王一生获得参赛资格，他还把家传的明代乌木棋送人，以通关节。

精神层面，他有雅兴。过去的中秋节，倪斌的父亲经常约一些名人来家中吃螃蟹、下棋、品酒、作诗。算得上是“书香之家”子弟，但没有纨绔作风。

倪斌的家庭背景，撇开小说特定的历史背景，算得上又富又贵又有文化。拥有了比“我”和王一生数倍资源的“后浪”倪斌，却靠古董字画作为通关节的工具，为的是从“前浪”那里获得一张资格证。

“书香名门”的祖茔，俨然已经式微、退化。精神沦为物质的敲门砖，孰是孰非？

倪斌的“乌木象棋”。

王一生、“我”、倪斌，三位年轻人，象征青春奋斗者的三种生存境遇，三者之间，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。

文本中，“我”是一个接近“异人”的“凡人叙述人”，通过“我”之眼，看“异人”的其人其事，是西方十九世纪末的一种小说类型。比如《呼啸山庄》中的“叙述者”洛克伍德和“神秘主角”希斯克列夫，《白鲸》中的“叙述者”依许迈尔和“神秘主角”阿哈伯，《福尔摩斯探案》中的“叙述者”华生和“神秘主角”福尔摩斯等等。

但和上述小说“凡人看异人”的叙述不同的是，《棋王》将这种叙述模式，通过“看/被看”的结构，变为了“凡人看异人”的“悟道过程”。

正如作者阿城所言：

《棋王》发表以后的评论……几乎都没有提到第一人称‘我’……《棋王》里其实是两个世界，王一生是一个客观世界……另外一个就是我，‘我’就是一个主观世界，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客观世界跟主观世界的参照……最后这个主观叙事者‘我’是悟到了……但是王一生悟了没悟?不知道。

三个年轻人、两种叙述视角，技巧层面的匠心，目的是为了完成对“棋”、对“衣食”、对“真人生”的“意义建构”。

• “我”的观棋者视角

小说中的“我”，作为王一生的朋友，大多数是在观棋。看王一生和倪斌下棋，以一敌九下“盲棋”。“我”所看到的世界，正如同一位观棋者一样，只能对自己看得到的形势，做出自己的判断。

这种“凡人看异人”的视角，是“内部聚焦的”、是局限性的。当观棋者“我”与王一生分开的时候，“我”只能通过有限的所闻来猜度臆测。

比如，“我”和王一生在火车上短暂相识后，到再次相聚中间，王一生做过什么？王一生棋赛报名不成功，的确如他自己所言是请假太多未获组织批准吗？这些“我”都无法直接获知。而王一生内心的想法，“我”就更加无法获知。

在文本中，“我”作为观棋者，从下棋者王一生及其棋局中所获得的感悟，都成了“我”自我建构的一环。“我”终于悟到：“衣食是本，自由人类，就是每日在忙这个。可囿在其中，终于还不太像人。”一言以蔽之，就是要在精神层面，有追求、有寄托。

• 读者的观文视角

正所谓“观棋不语真君子”，看破不说破，“我”是这么做的，作为作者的阿城也试图为读者留下“自我建构”的空间。

“我”对倪斌的“虚贬实褒”中，留下了一幅“明代乌木象棋”的想象空间。倪斌有可笑的地方，比如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的所谓文雅举止，吃蛇肉时大谈燕窝、螃蟹，这是贬；但他也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，在饥饿的年代“贡献”珍藏的食物，为王一生参赛两肋插刀，这是褒。但是他对“书记”的察言观色、为了个人命运而做的交易等，又令这个人物的形象充满了解读空间。

“以一敌九”大战中，留下了“和棋”老者的想象空间。在小说结尾，王一生眼看就要全胜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位老者形象。他对王一生连珠炮似的溢美之词——“神机妙算，先声后势，后发制人，遣龙治水，气贯阴阳”，最后以一句“权作赏玩”以示和棋诚意，仿佛是小说的高潮，却让读者无限遐想：王一生可以赢，为何又同意和棋？

从儒道精神切入也好，从文化寻根剖析也罢，《棋王》文本中的这三位年轻人，通过两个视角，也让每个阅读它的读者，完成了个人的意义建构。

王一生、我、倪斌，这三位年轻人，分属精神、物质两个层面的三种生存状态。

小说最后，凡人“我”悟道了，“俗人”倪斌用家传字画换来了一份好工作。而“异人”王一生如何呢？

开放式的结局让小说留下了意犹未尽的空间。不过，现实生活中的真“棋王”何连生，算得上物质和精神双丰收。1995——1997年他在中央电视台《象棋世界》栏目主持大师讲棋节目，深受观众喜爱。

小说《棋王》原型，国手何连生。

从现实，到小说，再到现实，虚虚实实，竟构成了一种复调。《棋王》文本中的“凡人看异人”叙述方式和悟道方式，显然是认同王一生的生存哲学的，而读者喜爱《棋王》也大多出于对王一生朴素生存哲学的认同和期许。30年光阴，也让这种生存哲学获得了现实的认可。

“前浪”们回首过往，有理由感动。只不过，当年的凡人、俗人，还有很多还是凡人、俗人。浪不浪的起来，不是靠嘴说说的。

阿城说，《棋王》原本的结尾是：

“我”从陕西回到云南，刚进云南棋院的时候，看王一生一嘴的油，从棋院走出来。“我”就和王一生说，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还下棋不下棋？王一生说，下什么棋啊，这儿天天吃肉，走，我带你吃饭去，吃肉。

这朵浪花，值得回味。